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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， 字退之，河南河阳(今河南孟县)人。生于公元七六八年(唐代宗大历三年)，卒于八二四年(唐穆宗长庆四年)，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散文家，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。
韩愈出身于小官吏家庭，三岁时已父母双亡，由兄嫂抚养成人。他自幼刻苦攻读，十三岁便已能文。长大以后，精通六经百家之学，并以儒学复古自命。二十五岁中进士，二十九岁开始做官，先后被宣武(唐方镇名，治所在今开封)节度使董晋和宁武(唐方镇名，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县)节度使张建封征为幕僚。三十四岁被朝廷任命为四门博士，次年升任监察御史。
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，适逢关中大旱，农田欠收，发生严重的饥荒。但京兆尹李实对皇帝说:“今年虽早,而谷甚好。”他仍旧横征暴敛，农民苦不堪言。韩愈上书皇帝，陈述了百姓的疾苦、要求减免赋役。为此，遭到李实等权贵的排挤打击，被贬为阳山(今广东阳山县)令。
八〇五年,唐德宗死,唐顺宗即位。王叔文、柳宗元等在唐顺宗支持下，实行政治改革，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反对而失败。韩愈对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持反对立场，故唐宪宗即位后，韩愈的政治地位有所改善。八〇六年(唐宪宗元和元年)，他被召回朝廷，为国子博士，后改任河南令，又升职方(属兵部，掌天下地图及四方职贡)员外郎、比部(属刑部，掌法制)郎中、考功(官吏考课)郎中等职。八一七年，随从裴度平定淮西(唐方镇名，治所在蔡州，即今河南汝南)吴元济之乱有功，升任刑部侍郎(刑部尚书之副)。
韩愈在刑部任上，又发生了一件触怒皇帝的事，差一点被处死。当时凤翔法门寺有一座佛塔，内藏佛骨一一节，三十年开一次塔。迷信传说，开塔之年，必定人和年丰。八一九年适逢开塔之年，唐宪宗为求佛降福，派使臣将佛骨迁入宫内供养三日。韩愈闻讯，奋不顾身，上表力谏，他说，佛骨是“污秽之物”，不值得敬奉。他还以历史为证，说自东汉以来，有的帝王奉佛，寿命不长，有的信佛，国家大乱，因此，应把佛骨“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”。唐宪宗见表大怒，说:“韩愈作为一个臣子，竟狂妄到如此地步，决不能宽恕!”幸而此时裴度等人竭力解救，反复说明韩愈上表的出发点是出于“忠心”，这才使韩愈免遭杀身之祸。
不久，被贬为潮州(今广东潮安县)刺史，后又改任袁州(今江西宜春县)刺史。次年，唐宪宗死，唐穆宗即位，韩愈才被召回朝廷任国子祭酒、兵部 侍郎。此时镇州(治所在今河北正定)发生变乱，他奉命前往宣抚，使局面转危为安，因功升为吏部侍郎，故后人称他为“韩吏部”。他死后谥为“文”，后人又称之为“韩文公”。他的著作很多，主要收在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遗文》等集中。
韩愈的思想比较复杂。他有维护封建道统和保守的一面，但与那些腐朽顽固的封建官僚又显然是有区别的。他反对藩镇割据，主张中央集权，坚决排佛，反对弊政，在仕途上也多受挫折。他写的文章有不少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，有的还批判了当时一些不合理现象，具有进步意义。
韩愈的一生，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建树，而主要成就是文学。他在文学上的最大功绩就是大力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。古文的概念最早是由韩愈提出来的。他所谓的古文，是指与当时流行的骈文相对立，而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，取法于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。这一以“复古”为号召的文体改革运动，在唐玄宗时期就开始酝酿了。但韩愈、柳宗元以前的古文家，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的成就上，都还未能改变六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而不实的文风。韩愈提倡古文，开始于唐德宗贞元(七八五一八〇五年)前期，起初仅为少数人所拥护，后来向他请教的人愈来愈多，他也热情给以帮助和指导。到贞元末，便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随后，由于柳宗元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创作，古文运动逐渐取得了文坛的统治地位。
韩愈的古文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首先，他强调文与道的统一，要求“文以载道”。韩愈所谓的道，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。其次，他指出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革新。他认为学习古圣贤文章应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，提出了“言必己出”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的口号。第三，他还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原则，作为古文运动向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。
韩愈实践了自己的理论。他创作的古文，既取源于三代两汉的古文，又加以发展和创造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他的古文，形式多样，风格雄健浑厚，气势磅礴，无论说理、叙事、抒情，都能做到文笔曲折自如，明朗条畅。现略举数例:
《师说》是一篇有代表性的短论，文章原是为向他学习古文的青年李蟠而写的。文章提出: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?”因此就需要学习。而学无常师，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。”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;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此而已。”这就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，从而对“士大夫之族”、“耻于相师”的风气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，并对那些反对他好为人师的诽谤者作了公开的严正的驳斥。全文用对比手法，抑扬讽喻，感情充沛，有很大的启发性和说服力，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。
《进学解》是《师说》的续篇，写出了一个“恒兀兀以穷年”的为人师者--韩愈自己的勤苦与困厄。这篇文章表现形式很巧妙，通过国子先生训诲诸生，诸生加以反驳的对话形式，借诸生之口，以自嘲为自夸，以反语为讽刺，表达出自己胸中的愤懑之情。在语言上也十分凝炼精辟，如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;行成于思，毁于随”等文句，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。
韩愈的记叙文，写人、记事、状物都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完整。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写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等安史之乱时英勇守城的事迹，慷慨悲壮，如同一幅色彩鲜明的英雄画图。试看下面一段描写：
及城陷,贼缚巡等数十人坐,且将戮。巡起旋，其众见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:“汝勿怖，死，命也!”众泣不能仰视。巡就戮时，颜色不乱，阳阳如平常。
短短五十余字，把张巡就义时的壮烈神情描绘得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古文的精练手法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
韩愈不仅在古文创作上有卓越成就，他的诗也有独特风格。所谓“以文为诗”，正是他提倡古文、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。他把散文的篇章、结构、句式等运用到诗歌写作中来，使诗的形式散文化，并把大量的议论引进诗中。这种诗体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，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，但往往缺少诗的意境，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。因此，对于他的诗，向来有不同的评价。
